1945年4月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。在荷兰东北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小镇，一名瘦得几乎脱形的女人找到了正在当地行动的加拿大军人。
她衣衫破旧，双脚伤痕累累，身上带着长期监禁和饥饿留下的痕迹。她告诉士兵，自己是加拿大人，刚刚从德国监狱逃出来。
士兵们很难相信这个故事。一个独自出现在战区附近的女人，声称自己被纳粹关押了近四年，又从监狱逃脱，徒步穿越德国来到荷兰。她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当她说出自己的家乡时，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思议。
她来自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Wolfville。而面前的加拿大士兵，恰好属于来自新斯科舍省的部队。
她叫Mona Parsons（莫娜·帕森斯）。
战争爆发前，她是荷兰富商的妻子，住在阿姆斯特丹附近一栋宽敞的庄园里，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。年轻时，她还曾在纽约舞台上表演，梦想成为演员。
但1941年，她因为帮助盟军飞行员逃离纳粹占领区，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。四年以后，这个曾经生活优裕的加拿大女人，竟然赤着受伤的双脚，从德国监狱一路逃到了荷兰。
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她在逃亡终点遇见的，不仅是加拿大士兵，还有能够证明她身份的家乡熟人。
她原本想成为演员，后来却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
1901年2月17日，Mona Louise Parsons出生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Middleton。她是家中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，也是唯一的女儿。
父亲Norval Parsons是一名军人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加拿大第85营指挥官。Mona两岁时，一家人搬到Wolfville，这座位于安纳波利斯谷的小镇后来成为她始终牵挂的家乡。
她从小喜欢音乐、绘画和戏剧，在当地女子学校接受教育，后来又到美国波士顿学习表演。毕业以后，她曾在阿肯色州教授戏剧，也曾回到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继续参加戏剧活动。
但她真正向往的是更大的舞台。
1920年代，她来到纽约寻找机会，成功加入当时著名的齐格菲歌舞团（Ziegfeld Follies），担任歌舞演员。
对于一个来自加拿大东部小镇的年轻女性来说，能够登上纽约舞台已经是不小的成就。但Mona并不满足于歌舞表演，她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戏剧演员。
后来，母亲生病，她放弃演出合同返回加拿大照顾母亲。1930年母亲去世后，她重新前往纽约，却没有继续追逐舞台梦想，而是选择学习护理。
完成训练后，她在纽约担任私人护士。
如果只看到这里，Mona的人生似乎已经经历了几次普通却重要的转折：从加拿大乡村女孩，到纽约歌舞演员，再到护士。她拥有自己的职业，也逐渐建立起独立的生活。
但1937年，一次经由哥哥安排的介绍，让她的人生再次改变。
嫁给荷兰富商后，她住进了一栋宽敞的庄园
1937年，Mona认识了荷兰商人Willem Leonhardt。
Willem家境富裕，经营商业事业，两人相识后很快建立感情，并于同年在荷兰结婚。
1938年，他们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Laren建起一栋宽敞的住宅，取名Ingleside。
庄园有长长的车道，四周树木环绕，房屋面积很大，还有供佣人居住的房间。夫妻两人在当地社交圈颇为活跃，生活舒适而富足。
Mona似乎终于拥有了一种稳定的生活：丈夫、家园、朋友，以及不必再为生计奔波的日子。
然而，欧洲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。
1939年9月1日，德国入侵波兰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。那一天，恰好是Mona与Willem结婚两周年的日子。
Mona原本计划在1939年夏天回加拿大探亲，但担心战争爆发后无法返回荷兰，最终取消了行程。
丈夫曾担心，如果德国占领荷兰，身为加拿大公民的妻子可能面临危险。但Mona没有选择离开。
1940年5月，德国军队入侵荷兰。荷兰很快被占领，夫妻两人原本安稳的生活彻底改变。
他们把庄园变成秘密藏身处，帮助盟军飞行员逃跑
德国占领荷兰以后，越来越多荷兰人开始秘密组织抵抗行动。
其中一项危险的任务，是帮助在欧洲上空被击落的英国及其他盟军飞行员躲避德军搜捕，再通过秘密路线逃往安全地区。
Mona和Willem决定参与其中。
他们加入了一个地下抵抗网络，把自己的庄园Ingleside提供给需要藏身的盟军飞行员。
这栋房子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：位置相对隐蔽，四周树木茂密，距离阿姆斯特丹约半小时车程。夫妻两人还遣散了佣人，把原本供佣人居住的阁楼房间腾出来，供飞行员暂时藏身。
在卧室衣柜后面，还有一处狭小的隐藏空间，必要时可以用来躲避搜查。
被救助的飞行员会在庄园里等待地下组织安排，随后通过秘密交通路线离开荷兰。部分人员最终通过渔船与英国潜艇接应，返回英国。
这一切都必须严格保密。如果德国秘密警察发现他们窝藏盟军人员，后果可能是监禁，甚至处决。
但在最初一段时间里，Ingleside确实帮助一些盟军飞行员躲过了追捕。
直到1941年，情况开始恶化。
随着德国占领当局加强搜捕，地下网络越来越难以安全转移人员。过去只需要藏身几个小时的飞行员，有时不得不在同一地点停留数天。
1941年9月，Mona和Willem接收了两名英国飞行员。两人在庄园里停留了大约一周，随后才得以离开。
不久，抵抗网络中的一些成员被捕。Mona和Willem以为自己暂时没有暴露，但他们错了。
德国秘密警察上门时，她还试图扮演一位毫不知情的女主人
1941年9月，德国党卫队人员开始调查Ingleside。
Mona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，设法通知丈夫暂时不要回家。
当德国人员来到庄园时，她没有立即表现出恐慌，而是试图利用自己过去的表演经验，扮演一位完全不知道地下抵抗活动的富裕女主人。
根据后来出版的传记资料，她甚至以招待客人的方式接待来访人员，提供饮料和雪茄，希望让对方相信这里不过是一户普通的富裕家庭。
但德国人员并没有被说服。
1941年9月29日，Mona被逮捕，带往阿姆斯特丹接受审讯。
她原本只是想保护丈夫、拖延时间，却再也没能回到那栋熟悉的房子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被关押在不同监狱，面对反复审讯。德国人员试图从她口中获得地下抵抗网络的信息，她始终没有交出能够帮助他们追捕其他人的关键情报。
她还通过秘密传递的纸条询问丈夫的情况，得知丈夫暂时安全后，才稍稍放心。
但几个月后，她被带上了军事法庭。
听到死刑判决后，她做出了一个让法官意外的举动
1941年12月22日，Mona被带到阿姆斯特丹一家酒店接受德国军事法庭审判。
这家酒店曾是她与丈夫参加社交活动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为决定她生死的法庭。
她被指控帮助盟军飞行员逃脱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
根据她战后留下的回忆，当听到德语中的死刑一词时，她知道自己可能很快就会被处决。
但她没有当场哭泣或求饶。
相反，在离开法庭时，她向法官、检察官和辩护人员行礼，并用德语说了一句：“先生们，早上好。”
这一举动让在场人员十分意外。
她后来解释，自己不愿意在那些人面前表现出屈服。法官随后建议她提出上诉。经过申诉，她的死刑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并服苦役。
她暂时保住了性命，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要被关多久。更残酷的消息还在后面。1942年初，Mona在等待被转送德国监狱时，意外看到了另一名囚犯。
那个人是她的丈夫Willem。他已经被德国当局逮捕，外貌因囚禁而发生明显变化。夫妻两人短暂相认、拥抱，很快又被看守强行分开。
在此之前，Mona一直以为丈夫仍然自由。现在，她连这个希望也失去了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们被关押在不同地点，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。
从豪宅到监狱，她在德国度过了将近四年
Mona被送往德国的监狱和劳动场所。
她先后在Anrath、Wiedenbrück和Vechta等地被关押，被迫从事重复而艰苦的劳动，包括编织、修补军服、制作与军需有关的物品，以及处理食物等工作。
长期缺乏营养、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严厉的监禁生活，逐渐摧毁了她原本健康的身体。
到了战争后期，食物更加短缺。她在Vechta监狱处理土豆时，有时会偷偷吃下一点生土豆，也会想办法把少量食物带给其他囚犯。
那个曾经穿着漂亮衣服、在荷兰庄园招待客人的女人，如今连吃饱饭都成了奢望。1945年初，她在Vechta认识了一名年轻的荷兰贵族女性Wendelien van Boetzelaer。
两人逐渐成为朋友，并开始讨论逃跑的可能。此时，战争已经接近尾声。盟军正向德国推进，空袭越来越频繁，德国的监狱管理也逐渐陷入混乱。
她们等待着一个机会。
1945年3月，一次轰炸给了她们逃跑的机会
1945年3月25日，Vechta监狱在盟军空袭中受到破坏。混乱之中，Mona和Wendelien逃出了监狱。但逃出监狱并不意味着安全。
她们仍然身处德国境内，周围到处都是战时检查、士兵和逃难人群。两个从监狱逃出来的女人，既没有可靠的身份证件，也没有充足的食物，更不知道下一次会在哪里遇到德军。
她们换上普通衣服，假扮成一对姑侄，尽量避免引起怀疑。Mona的德语带有明显外国口音。为了掩饰，她故意装出语言和理解能力存在障碍的样子，让旁人不容易判断她的真实身份。
她们沿途步行，向陌生人请求食物和住宿，有时通过帮忙劳动换取一点吃的，夜晚则可能睡在农舍或谷仓里。
两人用了大约三个星期，走过约125公里。
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段不短的路程。对于一个被关押近四年、长期营养不良的44岁女性来说，困难更大。
她们后来在接近荷兰边境的地方失散。Mona只能继续独自寻找安全的去处。
逃亡终点，她竟遇见了来自自己家乡的加拿大士兵
1945年4月，Mona终于进入荷兰东北部。
她向一位荷兰农民说明自己是加拿大人，希望找到盟军部队。对方帮助她联系了正在当地行动的加拿大士兵。
她最终遇见的是North Nova Scotia Highlanders——一支来自新斯科舍省的加拿大部队。
士兵们看到她时，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。她身体极度虚弱，脚上布满严重感染的水泡，经历了漫长监禁与逃亡。她却声称自己来自加拿大新斯科舍省Wolfville，而且曾经是荷兰富商的妻子。
这段经历实在太不寻常，军方一度需要进一步核实她的身份，以排除她是敌方人员的可能。
但事情很快出现了意外的转折。在加拿大部队里，竟然有人认识她。
这些军官曾经在新斯科舍省生活或学习，知道Mona Parsons，也知道她的家庭背景。他们能够证实，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，确实就是来自Wolfville的Mona。
她终于不必再解释自己是谁。从1941年9月被捕，到1945年4月获救，Mona已经在德国控制下失去自由近四年。
她活了下来。
战争结束后，她终于回家，却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
Mona获救后，最终与丈夫Willem重新团聚。
但战争已经改变了他们两个人。Willem同样经历了德国监禁，健康严重受损。夫妻两人虽然重新回到荷兰的家中，却再也无法恢复战前的生活。
Mona照顾丈夫多年，直到1956年Willem去世。战争期间，她因帮助盟军飞行员逃脱获得了盟军高级将领的嘉奖，包括来自艾森豪威尔及英国皇家空军高层的表彰。
但这些荣誉并没有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加拿大英雄。
1957年，Mona返回新斯科舍省。后来，她与童年时代就认识的加拿大将军Harry Foster结婚，重新定居Wolfville。
在那里，她的生活逐渐归于平静。
很多当地人知道她曾经在欧洲生活，也知道她经历过战争，却并不了解她被判死刑、在德国监狱服苦役，以及徒步逃亡的全部经历。
她偶尔向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故事，有些听众甚至难以相信，这位举止优雅的老妇人，真的曾经在纳粹监狱中度过近四年。
1976年11月28日，Mona Parsons在Wolfville去世，享年75岁。
她没有子女。去世后，个人物品被拍卖，她的故事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记忆。
对于一个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盟军人员逃亡、又亲自从纳粹监狱逃出的加拿大女性来说，这样的结局显得格外安静。
去世多年以后，加拿大才重新认识这位女性
Mona去世以后，历史研究者和作家逐渐重新整理她的经历。
加拿大作家Andria Hill通过大量研究，出版了有关Mona的传记《Mona Parsons: From Privilege to Prison, from Nova Scotia to Nazi Europe》，把她从优裕生活到秘密抵抗、监禁和逃亡的故事重新带到公众面前。
2005年，加拿大历史教育机构Historica Canada推出了以Mona为主角的《历史一分钟》（Heritage Minute）短片，讲述她在纳粹法庭上面对死刑判决，以及后来逃出生天的经历。
2017年，一座纪念Mona的雕塑在Wolfville揭幕。
雕塑中的她不再是身穿礼服的富商妻子，也不是瘦弱的战俘，而是一位正在跳舞的女性。她脚上穿着荷兰木鞋，身体呈现出摆脱束缚后的喜悦。
这座雕塑的名字叫作“The Joy Is Almost Too Much to Bear”，大意是“喜悦几乎令人难以承受”。
2018年，新斯科舍省还将Mona Parsons选为该省遗产日的纪念人物，向公众介绍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。
这时距离她去世，已经过去40多年。Mona的人生之所以令人难忘，并不只是因为她曾被判处死刑，又奇迹般逃脱。
更特别的是，她原本有许多理由不去冒险。她不是军人，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，也不需要通过参与抵抗运动来证明自己。战争爆发前，她已经拥有富足的生活、丈夫和舒适的家园。她完全可以选择尽量低调地度过占领时期。
但她和丈夫最终决定，把自己的家变成盟军飞行员的秘密藏身处。
这个决定让他们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，也让Mona在此后近四年里承受了监禁、饥饿和随时可能死亡的恐惧。
1945年4月，当她拖着受伤的双脚走向加拿大士兵时，战争已经快要结束。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丈夫，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到从前的家。
她唯一能够确定的，是自己终于逃了出来。一个曾经在纽约舞台上表演、后来住进荷兰豪宅的加拿大女人，最终以一名瘦弱逃亡者的身份，重新找到了来自故乡的士兵。
她没有穿过军装，却为反抗纳粹付出了近四年的自由。
而她最值得被记住的，也许不是那场惊险的逃亡，而是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时，她原本可以置身事外，却选择打开自家的门，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盟军飞行员。
延申阅读：
